哈佛大學學者理查德·洛勞吉斯頓在《迷茫世界的教育》一書中說：“如果尋找一些恰些的辭彙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話，會有許多名詞：如科技時代、社會革命時代，無道德標準時代，每個名稱都不可能完全揭示，和闡明時代的本質，已有‘無道德標準時代’這一概念比較貼近當今的現實”，“二十一世紀的行
爲將摧毀過去一切傳統觀念穩固的根基……崇高的生産目標已然消失，情況越來越糟。如果這是自詡爲進步的，文明的西方社會之寫照，如何從一開始就擺脫這種困擾則是發展中國家丞待解決的問題。我國正向現代化邁進，也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新的，適應現代化社會需要的倫理道德觀念尚未定位，舊的倫理觀念
體系已支離破碎。新舊道德衝突，道德評價失衡，價值取向紊亂，非道德主義泛濫，道德教育扭曲等現像是中國社會在現階段面臨的問題。重建二十一世紀倫理體系已是燃眉之急。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及時提出‘以德治國’思想，把道德建設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以使‘法治’與‘道德’相鋪相成，互相促
進。因爲法律的強制性往往源于道德的合理性。然而，‘現代道德不會憑空産生，它首先來自對傳統美德的歷史繼承，對傳統道德文化進行創造性轉換，是構成現代道德文明與倫理精神建設的重要一環。’我國是一個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國家，它‘既需要提倡崇高的道德，更需要關注全社會都可以共同接受的，社會生活正常運行不可缺少的道德觀念、道德行爲和道德習慣’”。
追求真善美是人類共同的願望與理想，但現實生活中，仍然存在著一些缺陷和罪惡。宗教的善惡標準思想和道德規範，不僅具有神聖化和理想化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它對人們行爲的約束具有持久的意義和影響，雖然說：“良好的道德不一定都來自信仰，但是信仰的確爲道德的培養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條
件，使強烈的宗教意識與宗教情感成爲信徒追求善行與美德的內在動力。”
伊斯蘭倫理思想在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氣質的塑造以及在建立阿拉伯帝國中起到了不可估計的積極作用，即是今天，它仍深刻影響著伊斯蘭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社會風俗和生活方式，在伊斯蘭國家的精神建設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值得研究的。另外，我國有十個民族信仰伊斯蘭
教，並以其思想指導爲生活方式。換言之，伊斯蘭教對我國穆斯林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在倫理道德方面尤爲如此。比如伊斯蘭強調，倫理道德是社會成員的立身之本，也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並視倫理道德爲六大信仰的必然結果。穆聖曾高度評價了高尚道德之價值：“宗教就是良好的道德”。《古蘭經》中鼓勵樹立高尚品德的經文比比皆是，而且其具體德目多來自於人類生活自身，樸實可信，如行善、踐約、寬恕、自潔、公正以及各種能提高人類自身價值，嬌正人們性靈，使人們接近造物主的一切行爲，並對私欲、飲酒、賭博淫亂等種種惡行加以鞭撻。毫無疑問，這些德目會協調改革與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伊斯蘭教把驅惡從善、驅邪歸正和主持正義與公平定爲人生最高行爲標準，並要求穆斯林作爲社會成員，在社會日常生活中要仁慈寬厚、樂善好施，要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先知穆罕默德曾形象地把社會與其成員比喻爲船與一夥乘船者。有一個人因渴而要在船鑿洞取水，在這時，如果別人不制止其行爲，大家都會受害，反之，則都會平安駛達目的地，“人類同爲阿丹的子孫”，“真主的確命人公平、行善、施濟親戚，並禁止淫亂，作惡事，霸道”（16：90）你們“當孝敬父母、當優待親戚，當憐恤孤兒，當救濟貧民，當親愛近鄰，遠鄰和伴侶，當款待旅客”（4：36）顯然，這些都包含著深刻的正義與公平的思想，對協調人與其所處的社會的利益關係，對調動人們爲社會發展而努力奉獻的精神，以及社會個人的價值認同等，起積極的協調作用。此外，伊斯蘭認爲道德是後天的，在培養它的過程中內在遺傳因素與外在因素相互作用，這一觀點說明：道德教育環節比如家庭、學校、社會、社會輿論的傳播媒體等在思想目標上的高度一致是道德教育成功的保證。處於轉型時期的社會，更是如此，道德教育與現實生活中非道德性之間的巨大反差，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和媒體的非道
德性誤導，往往使道德教育流於形式，甚至助長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綜觀伊斯蘭倫理思想，可以說，它闡述了人與造物主，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三種關係，其間洋溢著深深的人道之精神。但是，我們對此的研究很薄弱，很不全面。因此，深入研究並弘揚伊斯蘭教優良的倫理思想與道德文化傳統，對於繁榮伊斯蘭學術文化，認真貫徹國家的民族政策，以及“以德治國”的思想方針，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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